我们生产队是个极为重视粮食生产的集体。一到小农闲，除了参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外，就一门心思积肥。积肥有两个途径：一是南下割青草（已在《飞车运肥中》介绍过）；二是北上换黄豆。说是“换”黄豆，其实是买黄豆。因为买黄豆的钱是靠卖粮食得来的，所以相当于是用粮食换黄豆。每年打下的粮食首先上交公粮和上级规定的定购粮（俗称公、余粮），然后要留足口粮。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按人头测算，大约每人每年分稻谷500斤，其中一半按人头分，大人与小孩各不相同；另一半则按工分分，叫多劳多得。上述两项完成以后，如果还有多余的粮食，则生产队可以自行处理，但规定不准分给私人，否则视为“私分集体财物”。既如此，生产队便决定将多余的粮食卖掉，买回黄豆榨油，油卖掉后再买黄豆，落下的豆饼就成了最好的肥料。
买黄豆的地点在河南省的驻马店市。驻马店车站是京广线上的一座二级站，南来北往的客、货列车都要在此停车。我们每次北上买黄豆，一般5至6人同行，在家吃罢晚饭，每人将两条麻袋用绳子一捆斜挂在肩上，步行至孝感火车站，伺机扒上北上的货车，半夜时分便到了驻马店车站。悄悄下车后出站，找路边的洗脸摊，每人花5分钱将脸上的炭灰洗掉。当时车站门前的马路边有许多人专门卖热水给行人洗手洗脸，见有人经过水摊，河南大嫂就用她们的河南嗓音极热情地招呼：“热水洗脸啦！”尽管共用毛巾脏得不现原色，但对于我们这些扒“荒车”的农民来说，还有资格挑剔么？
洗罢脸，再找一路边摊，每人花1角钱吃一碗猪血炖粉条。这碗粉条就是我们第二天白天的早饭加中午饭。饭毕，就该到市场上买黄豆了。
市场是夜市，白天是不准粮食类的货物在此交易的（估计当地政府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要是真管，即使是晚上也能管死）。黄豆买好后，先装在一条麻袋里，系好口，外面再套上一条麻袋。然后每人扛着100多斤黄豆，迂回进入车站内。经仔细观察并确认安全后，两人一组，迅速地将装有黄豆的麻袋递到南下的运煤列车车箱里，人则离开，在稍远处隐蔽，待列车启动后再飞速上车。
上车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将黄豆隐藏好。因为从驻马店返回途中在信阳站和广水站要停车，万一在停车后被站内值勤人员发现，就会将黄豆交由当地工商所，按国家牌价强行收购。车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双手将煤扒一个坑，然后将黄豆放进坑里，上面再用煤覆盖。隐蔽工作结束，人则离开原车箱。如此客货分离，以确保万无一失。
列车运行过了肖家港车站，我们便将黄豆从煤堆里扒出来，精神抖擞地做好卸货准备。车近我们村湾时，车上众人便放开嗓子大喊：“黄豆回来了！”喊完，则各自将装有黄豆的麻袋提至车箱墙板外，人体下半部分紧贴墙板，将上身尽量前倾以缩短麻袋与地面的距离，然后一松手，麻袋便滚落在路基上。黄豆自有接应的人员运走。
有一回，却让我们这些常在火车上“玩”的“老江湖”“栽”了。那天凌晨时分，我们一行人从驻马店车站刚到市场附近，即被四个戴着红袖箍的人拦住去路，其中一人大声喝道：“站住！一个也别想跑！”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吆喝声吓楞了。看他们胳膊上的红袖章，心想可能碰上当地的市管人员，当时谁也没动。接下来他们又叫我们“蹲下来！”并喝令：“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放在地上！”我们出门时只有一个人身上带着公款，其余的人身无分文，大家心照不宣地都想保护带钱的人先行离开。为了打乱被控制的局面，我趁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别人身上时，迅速起身拔腿飞奔。戴袖箍者在我后面追了不多远，眼看追不上我，便停止了追赶。我也不敢到处乱跑，更不敢走小街窄巷，唯恐再次碰上他们。只得空手提前迂回进入火车站内，试图与我们自己的人会合。遗憾的是，直到我只身一人扒上南下的火车，才突然意识到：那一伙戴袖章的家伙可能不是“李逵”而是“李鬼”，要不然，怎么不把我们带到一间办公室里去问话，而要在路边的黑暗处搜身呢？
至今想起这事，仍然为没能完成队里的买豆任务而愧疚；也为自己不辨真假仓惶逃遁而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