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姓张，人称张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
    张先生命苦，天生残疾。全身上下除了脑袋和上肢正常外，其余皆为畸形。上半部分前驼后拱，下半部分一条腿可稍微着力，另一条则悬于半空，全废。走路时一手拄拐，另一只手扶膝。多亏他有一个聪明的脑袋，并且饱读诗书，又写得一笔好字。于是扬长避短，以教书谋生。
    我是张先生的关门弟子。1956年正月初八，母亲从家里找出一个日本人退却（投降）时丢下的旧矾布挎包，仔细地将两个小洞补好，再把嫌长了的带子打个结，装上从湾里借来的一本识字课本，带上从神龛供桌上拿下来的8个鸡蛋，另加一包红糖，我便在父亲的带领下到张先生的私塾学堂去拜师上学。时年不足6岁。
    张先生的学堂是租用别人的堂屋（学生在堂屋上课可能就是“学堂”名称的来历）。父亲带着我进去后，先给张先生拜年（作揖），然后让我在孔子画像前磕头，再给张先生磕头。拜师仪式结束后，我就正式成了张先生门下的学生。
    第一天先生教了三个字：人、手、口。要求当天会认，隔日会写。认字较容易，写就有点困难。因为私塾只用毛笔写字，根本不能用铅笔钢笔之类的笔书写。初用毛笔者不要说写字，就是学握笔姿式都很麻烦：什么食指中指从外向内，大拇指从内向外握紧笔杆，“紧”到先生不能轻易将笔从你手中抽掉。笔杆不仅要正且要正对鼻尖等等。这握笔的要求，50年后的我也没有完全达标。
    当时在张先生门下就读的有十几个学生，年龄大的有十七、八岁，其中有一个胖胖的女生，当时在我眼中完全是个大人。本湾也有一位学兄，后来知道他大我5岁，我用的课本就是从他那里借的。也就因为这课本，让我一次次地受到了屈辱，至今难以忘怀。
    我经常带一些诸如蚕豆、糖裹（白糖和炒米做的）一类零食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吃，只要一次没给或忘了给借书的那位老兄，他就一定要拿这本书说事，有几次竟然把课本从我挎包内抢了去，点火焚烧，我不得不舍命抢夺，以至后来书周边的字已经烧没了。父亲见状，跑了多次书店，均无功而返。只得叫我有零食就同他伙着吃。（顺便带上一笔，这位老兄于两年前作古。其遗书大意为：自己已患不治之症，家中存款若干，留给妻子细水长流。自己久留于世，则于己于家不利。为“减负”，他从自家二楼阳台，以跳水运动员入水之姿式，头朝下撞在阶前水泥地上，七窍流血而亡。呜呼！悲哉！）
    由于张先生招收的学生有大有小，入校有先有后，又没有统一的课本，所以只能采取一对一的授课方式。每天早晨学生到校，首先就到先生的书案前背诵头天教授的课文，然后交头一天的作业。大点的学生有作文，象我这样小的就只交大字、小字。大字都是临帖写的。字帖有自己买的；有的是先生亲自写的（俗称印本）。先生认为写得较好的字，就用红笔画圈，笔画太差的则用红笔更正，认为很好的字还打双圈。我每天拿回先生批改的作业，首先便数红圈多少个。这种办法很具激励作用。
    学生都在一间堂屋学习，中间没有下课一说。谁要“方便”就到先生那里领一块小木牌，完事后再交回先生处。没有木牌是绝对不许外出的，而且每次只让一人出去。
    无论规矩多严，总有胆大的犯规。先生门下有个学生的眼睛瞎了一只，而这个学生却比较调皮。另有更调皮的则在纸上画一只瞎眼，蘸着口水贴在自个眼睛上，以此羞辱眼残者。此时课堂上就会出现小小混乱，放学后双方则大声对骂，甚至激烈斗殴。围观者也借此排遣了一天关在学堂里聚积的郁闷。
    我在张先生门下接受了半年的启蒙教育，下半年便进入正规小学读一年级。张先生后来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去世前是大队“五保户”，由集体负责安排了他的后事。至今我不知道他的老家在哪里。

                                                                    2008.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