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东方芝加哥”之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包括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在历史上，汉阳、武昌的繁荣及发展比汉口早上千年。东汉末在武昌南岸黄鹄山(蛇山)建城堡是时，始把夏水(汉水下游古称)与长江交汇处称夏口，又称沔口、汉口。〈见《长江图说》〉。在宋代汉阳，武昌处于“千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繁华景象是时，汉口却依然是一片无人烟的三角荒洲。直至明代中叶明宪宗成化年初(公元1465─1487年)汉水入江处改道郭师口直冲入江，汉口始有湾泊之所，可以停船、市场慢慢形成，贸易往来皆集于此。商业繁华，成为明代四大名镇之一。到了清代汉口的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业中心由武昌、汉阳转移到汉口。清代汉口竹枝词云：“杨州锦绣越州醅，巨木如山泻蜀材，黄鹤楼头望灯火，夜深江北兆估船来。”生动地概括了清代汉口成为各省货物集散地的繁华景象。
　　汉口之所以由一个无人荒洲逐渐繁华起来，除了得天独厚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外，也得力于移民开发，尤其是江苏、江西、浙江、湖南以及汉口周边县的移民对汉口的开发作出了卓越贡献。汉口民谚云：“石填街道土填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从市容和居民成份概括了这新兴商业城镇的特点。其中黄陂、孝感、汉川人在汉口初期的移民开发直至民国，有众多的人尤其是黄陂人与汉口人融合为一体。
　　明初就有地瘠民贫的黄陂农民携家带口到汉口湖沼洲墩上开垦土地，汉口发展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改变职业，到手工业、商业中去，或做苦力，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社会进步。黄、孝两县与汉口毗邻的乡村农民，他们把汉口作为自己所生产的农副产品销售或购物主要市场，往来十分频繁。黄陂人称去汉口为“下汉口”，孝感祝站、三汊埠人称去汉口为“上街”。黄、孝、汉川的手艺人众多。孝感民谚云：“金银铜铁锡、木瓦窑石漆，弹篾染画雕，还有酒箍皮。”黄、孝、汉川等县这十八匠的能工巧匠很多，有不少的手艺人在汉口定居开设作坊，为汉口手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自汉水改道不久，黄陂的手艺人便在汉口地势较高的墩台上填石填土、建屋。主要集中在今集家嘴、鲍家巷一带，后来这里便发展为一条街称之为黄陂街。在黄陂手艺人按铁器、竹器、木器、铜器、染坊、纺纱织布、刺绣等行业集中的行店作坊，所形成的街巷便称为白布巷、板子巷、打扣巷、打铜巷等。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通判袁焻筑长堤，上至上关(今滤水池)，止于堤口(今海员俱乐部江边)长十余里。“赖此堤为廛居保障里人。”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汉口城墙建成，此堤夷平，在旧堤迹处形成了长堤街，汉正街等街巷。在这些街有不少的黄陂、孝感及汉川人定居经商开店设铺，手艺人在这里开行设作坊。汉口民谚云：“尖黄陂、绞孝感、又尖又绞是汉川。”这是指在这几条街篾货作坊所制的斗笠 ，黄陂人制的斗笠尖顶牢固，孝感人制的斗笠重视绞边，汉川人制的斗笠尖顶，绞边都牢固，因而质量更好，在汉享有盛名。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汉口被帝国主义强迫开为对外通商商埠，至张之洞任湖广督在湖北推行新政期间，建筑行业应运而生。汉口建筑行业有“川帮”、“下江帮”，成为国内最大的二大帮派体系。“下江帮”以浙江、江苏人为主体，“川帮”是以汉川人为主体，其中包含有以黄陂、孝感为主体的黄孝帮在内的帮派体系。汉川人在汉正街居住的最多，其中大多数人从事建筑行业。早期汉正街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汉川人在汉正街所设的营造厂及作坊最大最多。在汉口的厂房、码头、新发展的街巷，租界建筑上，不少工程由“汉川帮”承建。汉正街以及汉口其它不少的商业街商铺面装潢设计均出自汉川人之制作。面门上的龙凤呈祥、花鸟人相均由汉川人著名的堆工艺师王东宝绘画堆制。著名的建筑中苏友好宫（现武汉展览馆）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汉川人黄宁康设计。友好宫门楼上的稻穗、五角星构成的徽标也出自王东宝之手。光绪卅年(公元1904年)张之洞筑后湖长堤(即张公洞)。筑堤大军除军队外，还有众多的黄陂民工。堤筑成后，使今日的解放大道、航空路、新华路、西马路、球场街等从泥泞及白浪中露出形成如今繁华街市。有不少的黄陂人在这些街道上开店设铺经商。从汉口最初开发直至民初新街巷形成后，汉口到处都有黄陂人杂居。汉口民谚云：“无陂不成街。”汉口不少的传统产品如：“曹正兴菜刀”、“高洪泰铜锣”，均是黄陂手艺人经长年的劳作中所创。汉口名食“谈炎记水饺”、伏汁酒，名菜肴“三合菜”、“鲜肉藕夹”、“汉川八鲜”等，分别为黄、孝、汉川人经营而流传下来。
　　清末流行于黄、孝交界处的花鼓戏被视为淫戏，遭官府禁止，不能在县城演出。民国初期花鼓戏在汉口演出，很快受到民众喜爱，便被命名为楚剧，汉口市民不少人都能有板有眼地哼上几段楚剧迓腔，给市民们不少乐趣。汉口语言中包涵有不少黄陂腔。汉口不少民谚俗语也流行于孝感、黄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