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倡计划生育了，而真正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则自七十年代始。城里人“重男轻女”观念较淡，加之绝大多数人退休后有退休金作保障，并不指望儿女养老，所以生多生少生男生女都不重要。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区开展难度不大。这项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于是广大乡镇干部以及农村育龄妇女都得接受严峻的考验。
    已经生了男孩的妇女精神压力基本排除，因为她们业已完成了“传宗接代”以及“养儿防老”的任务，等待她们的将是乡镇卫生院（所）的手术床和赤脚医生的手术刀。那些无儿户家中的育龄妇女情况则不同，如果她们遵循计划生育政策，那就会少许多麻烦。否则，她们得首先承担巨大的精神压力；其次是倾家荡产式的经济损失；最后还免不了肚皮上的那一刀。
    说实话，那个年代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真是太难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于是便形成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计划生育也被人们喻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尽管乡镇干部为了完成计生任务道尽千言万语，访遍千家万户，吃尽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甚至为了找回一个计生对象而跨越千山万水，但是你要一个尚有生育能力的中国农村家庭成为永远的无儿户，无异于取他性命。正因为光靠宣传、教育、说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之下，一些工作人员便采用了较为强硬的辅助手段。
    先看看写在墙上的一些宣传口号。“宁添一座坟；不增一个人”。“喝药不夺瓶；投河不拉人；吊颈不解绳；告状不开门”。再看硬措施。对业已超生的对象，罚款是通用原则，这有政策规定。不交或无钱交的，则撮其谷、赶其猪、搬其家具、甚至拆其房屋，这是各行其是。用当时乡镇干部的话说，“实在没得办法”。
    对那些应该上环或实施结扎手术的对象，则要一个不漏。纵然你侥幸逃脱，你公公就得去“住学习班”；没有公公婆婆的，就得“请”你娘家父母去。而一旦发现你潜逃回村，哪怕是半夜三更，也有一支轻骑别动队，将你强行带往卫生院手术。以至有个地方因情报有误，竟把人家走亲戚的尚未出嫁的小姨子强行带去结扎了。后来为这事闹得不可开交，但当时领导态度很坚决：宁可错扎一人；决不漏掉一个。因为计生工作往大了说是国策，往小了说，它直接关系到各级领导头上的“乌纱帽”。只要涉及到“乌纱帽”的事情，那肯定会雷厉风行宁左勿右，只看主流不计小过。
    那时做过结扎手术的妇女，今天想起那一幕仍然唏嘘不已。当时因为做手术的人太多，便以管理区为单住集中在卫生所里做。卫生院派一名医生，再抽调二名赤脚医生协助，门板一搁当手术床。术后由自己的亲属或本生产队的社员帮忙，用竹床将术者抬到附近联系好了的农户家里，在堂屋开地铺，用自带的简单用具做饭伺候“月母子”。5天左右，再用竹床把“月母子”抬回家里休息一个月，生产队工分照记。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的农村干部吃了不少苦，不少的家庭尤其是广大农妇遭了不少罪，但是，正因为有你们的付出，我们的国家才终于控制住了疯狂增长的人口，不少的农村家庭才会因人少而提高了生活的质量。至于当时不恰当的甚至有违法之嫌的做法，相信在以人为本的民主法制社会，一定不会再现。

                                                               2008．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