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期间，各地均演绎了诸多的荒诞闹剧，这里略举一二以资佐证。
　　我曾祖父乃晚清秀才。到我父亲这代仍继承祖上遗风，解放前教了若干年私塾。解放后，父亲先当民办教师，再到公立学校代课，直到1961年因三年自然灾害所困而自动辞职。大凡读书人家里虽穷，但藏书无论多寡总会有一些的。从我开始具备阅读能力起，便开始翻阅家里的藏书。什么《说唐》、《征东》、《征西》、《罗通扫北》、《杨家将》、《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明清小说，只要家里有的，除了“四书五经”等读不懂的经典外，我全看了个遍。父亲对所有藏书以及曾祖父遗留下来的四十多轴国画十分珍惜。书很少外借，画则只逢春节在堂屋挂几天，不等过元宵节便要收取，将其装到楼上的大木箱里。
　　眼看就要传至第四代人手里的珍贵字画，终究难逃厄运。1967年的某天，大队团支部书记胡某（时任大队红卫兵头目）在一群农民红卫兵的簇拥下，先将一张用白纸写就的大字报贴在我家大门口，上写着“如不主动交出封资修的东西，则后果自负”。就在全家人想了两天也不明白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能与“封资修”挂上钩时，第三天，“胡团长”（胡某满脸大麻子，乡里人都管麻脸人叫“团长”）再次带着一群人直接进屋，问我家古书字画放在什么地方？父亲告诉他们：都放在楼上。说完，这群戴着袖箍的红卫兵不由分说，迅速搬来梯子，拿来箩筐，将所有书画装了三担，挑着扬长而去。可惜的是，在被抄走的书中有二百多本线装书。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可至今仍然没有消除我心中的痛。以至坊间流传的一首讽刺麻脸的“宝塔诗”也始终难以忘却。诗曰：
         筛
        天牌
       烘笼盖
      雨洒灰台
     虫吃小白菜
……
　　如果说古书里有值得批判的内容，予以没收可以牵强附会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的话，那么，下面这件事就真正是荒唐透顶了。
　　那时农民最看重的家具是床。如果哪家有一张雕花架子床，那是很令人（特别是女人）羡慕的。不知是哪一级造反派下令，还是当地红卫兵因自家没有而生嫉妒，在其阴暗心理的驱使下，趁机掀起了一场毁床风暴。这些人手拿钉锤，挨家挨户搜寻。只要见到雕花木床，就如饿狗扑食般冲上去，三下五除二将雕花床架捅个稀巴乱。可惜那一幅幅精工雕刻的图案，顷刻被毁于荒唐者铁锤之下。之后我母亲为她心爱的家具被毁，偷偷哭过好几次
　　还是在那个“斗私批修”的年月。有一天，我到武汉郊区买了一担藕梢子（当地菜农在卖藕时刷下来的小藕）回来到乡集上卖了，赚了几块钱。第二天，等我刚从孝感火车站挑着藕出来时，大队一名干部陪着一名工商管理员把我“请”进了工商所。藕，予以没收；人，被送到公社住学习班。我“住”了三天学习班，先是写检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时流行语），后则帮公社干部到一条即将加宽的乡级公路上放了三天的线，也就是被罚做了三天的义务工。真个是“赶母猪上圈——赊人又赊财”。
　　回想往事，再看看现在的农村政策，尽管还有一些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但与我当农民的时候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
　　但愿国家的富民政策万古常青。
      
　　　　　　　　　　　　　　　　　　　　　　　　　　　　　　　　200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