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城里是没有农贸市场的，尤其象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
    城里人吃菜只能到蔬菜公司设的零售网点去买，不仅要排队，而且难以买到质量好的新鲜货。而我们乡下的新鲜蔬菜和土特产如菱角、荸荠又卖不出去（当时的蔬菜公司只低价收购菜农送去的菜）。尽管当时没有市场专供乡里人卖菜，且把私自卖菜行为当做投机倒把，但我们发现将孝感的菜及土产贩运到武汉，价格要翻两番。如果我们扒荒车（即货运列车）省去票钱，肯定有钱可赚。再说我们只是贩点小菜，无论如何不算违法。因为有利可图，即使冒着搞投机倒把的风险也顾不得许多了。
    天亮之前，从家里出发步行十五华里，黎明时分赶到孝感城关北门口。这里早就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卖菜人。双方讲好价钱：羊角茄子每百斤1.5元至2元；菱角每百斤3元；冬瓜每百斤2元……我们每人买上200斤左右（180 ---220斤）自己感觉好销的货物，然后三、四人相约，共请一辆板车“送脚”，帮忙把货拉到孝感火车站附近。“送脚”人收了2元费用后自己返回城关，我们则在车站附近静候将在站内作短暂停留的南下货车。
    南下货车进站后停下，我们便不急于上车。首先要仔细观察，看站台上有无巡逻的铁路警察，其次要观察发车时间，只有等列车前方的信号灯给了信号，我们才动作十分麻利地上拉下托，迅速将货弄到车厢里去，人则随即离开车厢，等列车开动以后再飞快地扒上去。
    到武汉后我们便各奔东西。我常去的地方是武汉大桥头附近——司门口。从30路公汽的终点站下车，再坐轮渡过江到王家巷码头下船，上岸后走不多远就是大桥头，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我先在附近找个人家放一半菜在那里，将另一半背到路边的人行道上叫卖。往往在中午11点到12点半便卖完一麻袋，因为这时是上下班高峰期。另一半则主要在下午4点半到5点半（又是上、下班时间）这一个钟头里卖完。
    有趣的是，我们刚卖菜那会，很多武汉人是不会认秤的，他们对秤杆上的花星根本不清楚。所以我们也很少卖足秤给他们。后来他们学精了，不认识的人往往“抹诈和”，有的还专门买个弹簧秤复称。时间一长，认识秤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我们再想短斤少两就很困难了（遗憾的是，本人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买卖失去监督则有失公允；权力失去监督则容易腐败）。
    在武汉的路边卖菜并不十分安全。我们要时刻提防工商管理人员，还有佩戴袖章的治安巡逻人员，一旦被他们“请”进工商所，那这一天定亏无疑。正常情况下，一担菜除去缴生产队1.5元记10分工外，还可净落6至8元，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可观的收入了（当时六级泥工每天的工资不足4元）。
    菜全部卖完后，我们必须在下午7点以前赶至新江岸车站。这里将有一列货运零担车（车次2572）于7点20分左右北上，这趟车在孝感站必停。到站时间视其沿途停车或摔或挂车皮所需时间而定，最早9点左右到站，迟的时候接近零点。走回家胡乱吃点东西，稍事休息，就又要去“重复昨天的故事”。
    顺便交代一句：我们睡觉的最佳时间和地点都在飞驰的货运列车上。去时，惶恐占主导；回时，喜悦居上风。
                                                                 2008．8．3．